红山文化的史前玉器

2016-1-28 17:0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28| 评论: 0

摘要: 红山文化存在玉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辽河流域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红山文化玉器,自被发现和确认之后,诸多的精品便连连出世,迅速地打破了自古以来确信西辽河流域出土的古玉为“商周古玉”的说法,并以其锐不可挡的 ...
 

      红山文化存在玉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辽河流域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红山文化玉器,自被发现和确认之后,诸多的精品便连连出世,迅速地打破了自古以来确信西辽河流域出土的古玉为“商周古玉”的说法,并以其锐不可挡的气势,确定无疑的向人们展示了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的艺术风采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准。1982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宁阜新查海发现了一处原始村落遗址,经试掘出土了大批的精致的玉器、完备的石制工具和陶器,尤其重要的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具有红山文化典型特征的“之”字形纹陶罐,经碳十四初步测定为距今6925士95年,是北方地区较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应是红山文化的前身和“之”字纹陶的发源地。所有这些绵绵不断的考古新发现,使人们乍惊乍喜的意识到:红山文化及其玉器的存在,经历了大约距今八千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悠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年代悠久的古玉的发现,对努力探寻的中华尚玉传统和传统的尚玉文化的源头,无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如果说,中国是个尚玉的国度,那么,中华民族的古文化,起码在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仍然是以明显的尚玉文化为主体。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样,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虽然目前不能肯定红山玉器与中原玉器有渊源关系,但红山玉器在中国玉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同时,“由于玉器的工艺水平和造型均高于陶器,更集中地反映出红山文化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水平,所以成为认识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考古学家们认为,玉器的普遍使用,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因此,史前玉器的广泛发现,证明了我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目前,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已绽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并且,这种看法也日益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事实。因此,对于我国史前玉器的认识和理解,同探索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

     红山文化的这些史前玉器,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在我国古代的玉器文化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华民族又何以与玉结下不解之缘,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中心议题。

红山古玉体现的历史时代特征

      红山古玉,一般地说,是指红山文化晚期阶段涌现的大型玉制品(件),它们大都做工精致,造型优美,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制玉的较早较成熟的先例。就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而言,这些古玉较完整的发现了五批:1)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2)辽宁凌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址及玉器墓;3)辽宁喀左东嘴红山文化石祭坛遗址;4)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家群遗址;5)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

      这些成批发现的红山玉器的主要器物,分别是动物造型(龙、鸟、龟、鱼形象等)、礼器(璧、环、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勾云纹饰、马蹄形箍,其次是武器工具和装饰用品类,等等。除此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辽河流域收(采)集到大批的红山文化古玉器物,主要有大型碧玉雕龙、玉猪龙和勾云纹饰、马蹄形箍、兽面弦纹圭形饰、虎形玉等,数目仍相当可观。这些零散发现的大型古玉与上述成批发现的玉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红山文化古玉碾琢群落。

      如果我们将红山古玉中,目前已发现的在数目上仍居多数的珠、环、坠等装饰品和生产工具类都剔去不计的话,那么,红山古玉的典型器物则属众多的鸟类,型式上由原始到成熟的“龙凤”形象,明显的属于玉礼器范畴的璧、磺、圭和独具意义的勾云纹饰、马蹄形箍等等。有的研究者曾据此进行分析,从而指出:“目前,红山文化古玉的发现、认识和研究尚属初步。但现有的资料已经完全可以表明,当时的制玉,在造型构思、表现手法以及碾琢技艺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红山文化史前玉器,特征独具。

      其一,形式比较规范。红山文化的古遗迹(址)点,虽然也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一样,选择在靠近水源、阳光充足的台(坡)地上,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极广。可以说,它北起内蒙古锡盟和赤峰市北部,南抵辽西地区,西南可至滦水流域和京津附近,东达哲里木盟,向西一直延伸到张家口地区;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之内,红山古玉比较集中的发现于红山文化的腹地一一赤峰和辽西地区。北起西拉沐沦,南到大凌河,在长阔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之内,均有众多的红山文化玉鸟、玉猪龙和勾云纹饰、马蹄形箍等器物的出土发现,并且这些出土器物的造型艺术风格,就每一品类而言,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单以玉猪龙的造型而论,北起赤峰市的巴林左、右二旗,南到辽宁阜新县,近年内先后出土的此类玉器(或称兽形玉),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目已不下十余件,“皆作兽(猪)首形,大耳圆眼凸吻张口,体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面部有皱褶多道,琢磨成隐沟纹”。其间惟形体的大小有别而已。其余各器也莫不如此。表明“这类玉器的设计制作,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它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域内的古人类在玉器设计、制作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上拥有一个相同的水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村落一一聚落(中心遗址)一一古城一一都市这样的四个发展阶段,那么,红山古玉在如此大面积的地域之内存在的惊人一致性,无疑已表明,当时人类作为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极相同相通的民族的前身:统一的聚落(有中心遗址)的出现,也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其二,器物普遍穿孔。从形式原始的玉猪龙到体态成熟的大型碧玉雕龙,从石鸟到玉鸟,从巴林右旗发现的马蹄形箍到牛河梁、城子山出土的马蹄形箍,莫不如此。考古工作者们指出红山文化的大型碧玉雕龙,若从其穿孔内串绳悬挂的话,恰好使龙首和龙尾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把这条玉龙的四周外缘用两组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连接起来,恰好出现一个正方形,而玉龙的头颈和躯干又都恰好位于现代审美理论的所谓黄金切割线上,这种五千年前的艺术家们在构图设计、审美思维上的惊人一致性,绝不可以简单地视为巧合”。人类的治玉导源于古老的治石业,而玉器穿孔的技术也仍然来源于红山文化石器穿孔的传统。1984年,敖汉小山F2:房址中出土的一件石斧,通体磨光,顶端平,穿孔。近顶端的一面刻一人首,纹痕细浅。无使用痕迹。侧置于屋室的西南隅。考古工作者根据室内器物的摆放位置、类似器物的质地、出土现象等而推断这件“穿孔斧形器”,应当与当时人类的宗教信仰习俗有关。

      因此,红山玉器存在的穿孔现象,可以视为红山先民的治玉从原始形态走向成熟时期的标志之一;而同时能够体现这种标志的另一方面,就是红山古玉的纹饰;学者们曾注意到“与胡头沟玉鸟相同的另几件馆藏红山文化玉鸟腹下,细辨可见三角纹痕,以示腹尾分界。有的玉鸟腹尾三角线内加刻方格纹,成为三角网状方格纹。这种网状方格纹,恰恰已为三星他拉玉龙所具有”。事实上,这种网状方格纹,我们可以视为毛发的标志,由此,红山的龙应当是从有皮毛的足蹄类动物“神化”而来,可以排除了关于龙的起源的其它说法,证实了“红山的龙绝不是中原影响的结果”。虽然,红山文化玉器的纹饰,目前还未见到良渚玉琼上那样刻痕细至0.7丝米的精刻微雕的程度,红山古玉的器物种类,也远不如良渚玉器那么庞多。但是,史前玉器的发展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红山玉器的纹饰,也同样如此:红山玉器的璧、环、箍类,皆通体光素,仅一些动物造型的古玉制品上,存在部分的简单的纹饰刻划。但是,近年在阜新福兴地乡出土的一件“兽面圭形饰”通身遍布弦纹,方首穿孔,尾部作双耳兽面形纹饰与玉猪龙的面部刻划相一致。说明红山玉器的纹饰刻划,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初起到繁盛的发展过程。

       其三,圆形是玉器中的大宗。众所周知,治玉导源于人类的治石。有的学者从红山龙通体如环似块的造型特征入手,指出红山龙的出现,与红山文化早已存在的环形石器密切相关。环形石器的生产,确是西辽河流域各种古文化所共同传承的鲜明特征。而圆形器物(或建筑),确在红山文化中比较常见,如石器中的石环和通体如环似块的“石鸟护;陶器中的敞口无底彩陶筒形器、卷沿直腹无底瓮和各种圈足器等;玉器中的龙、箍、璧环等等;以及圆形半地穴式的房屋、牛河梁“女神庙”主体建筑中间凸出的环形室、东山嘴祭坛内的石圆圈址在城子山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痕迹;所有这些都共同证明,圆这个几何概念,在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成为红山文化先民牢牢洛守的主要创造型式,说明红山先民的意识思维能力已通过“圆”这种形式而对周身和外部的自然形成了一定的冤解,“圆”也便成为此时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观念。结合东山嘴石祭坛内的“圆台方坛”式建筑格局和牛河梁经发掘后证实的Z3石质“圆坛”式建筑,我们虽然还不能肯定红山文化先民的意识思维能力已经形成了“天圆地方”这个重要而古老的天文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但我们可以由此而探测到,这时的古人类已经对“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试图利用它来阐释自然和生活了;相较之下,“方”的意识也已渐离模糊的形态而处于发展的状态了。

      其四,玉器的造型中存在联体的特征。这种现象决不是无意识的巧合,而应视作有意识的制作。王震中先生曾考证,东山嘴石祭坛为中国原始的“社”场所,而其中出土的双龙首磺形玉与甲骨卜辞中的“虹”字颇似,而断定为红山先民用以社祭的象征蜕虹的玉礼器,当与古人类的求雨求晴活动相一致。然而,大量的生殖崇拜资料也告诉我们,连体动物的图案或造型,也同时与人类祈求生育、人口繁殖的观念密切相关。见诸文字的记载,自商周以来,“社”已经是最基本的祭祀场所,它能满足当时人类起码的精神要求,不但含有生殖崇拜的一面,也包括了人类祈求大地生殖、五谷丰登的美好的祝愿。社祭的方式,大抵有燎以祭天、埋以祀地、悬以敬山等几种形式;并且这几种主要的祭祀形式,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几个祭祀坑的发现和认识而被证实下来。

      而城子山出土的猪头玉饰,我们可以形象地称其为双猪首三连孔玉饰,“两端雕刻两个大耳,长脸崛嘴,形象生动。中间钻三个直径为1.9厘米的圆孔。下面制四个漏斗状小孔。豆青色软玉雕刻。长8.9,宽2.6厘米。可见,这种玉饰的主要功能即是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充当了人类祭祀活动中的礼品。它身上的圆孔,即便于悬挂,也便于安插座立:城子山遗址中,也曾发现了类似东山嘴石祭坛的建筑遗迹,此件玉器便采集于城子山红山文化墓葬M1的犷上堆土中,展示了其曾作为祭器使用的线索。《说文解字》中收有“珑”字,释文云:“祷旱玉,龙文。从玉从龙。”可见,自古以来,有以玉或玉龙(玉制成的器物)求雨求晴的习俗。如果我们将东山嘴的双龙首磺形玉和这一件玉器联系起来看,那么,它们都含有男女交淫的象征,的确如王震中先生所考证的“社坛”那样是社神所有的生殖崇拜功能所使然;若将他们再与雨水相联系,也同自古以来社坛为求雨或求晴之地相一致。《春秋繁露•止雨篇》曾说:“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甲骨卜辞中更有许多敬献牛羊,以求雨求获的记录。这两件连体猪龙造型的玉器出土地点,均有祭坛遗址或遗迹的发现,并且,祭坛的附近也发现了大量的猪、鹿、狗的骨骼,甚至发现了类似痊埋的完整人骨架。因此,我们将其与社祭的活动联系起来谈论,应该是对他们进行合理的认识。除此以外,红山玉器中的双联璧及多联璧等合体造型的玉石器物,其意义当不外于此。

      恩格斯曾指出,原始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原始时代的人类,由于无力与大自然相抗衡而幻想能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来护佑他们;原始的灵物崇拜,泛天信仰的观念,驱动着原始的艺术家们借助他们本来浪漫无羁的艺术思维,“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红山古玉中那些猪首蛇身、双首共躯的龙,就是这种艺术思维能力指导的杰作。而这一时期红山文化涌现的规格庞大、数目众多的坛、庙、家建筑,更鲜明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

如果将红山古玉的冥年权特征,同红山先民的社会发展程度相联系,则不难看出红山古玉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第一,红山文化的墓葬和坛、庙遗址内都共同发现了成排立置的无底筒形器、钵形器、卷沿直腹瓮和大型镂孔器等,结合考古资料,我们称以上这些特殊的器物为“祭器”,是绝不过分的。

      第二,红山文化玉器墓,随葬玉器的多寡与墓制规格及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大墓中不仅随葬玉器较多,而且墓室的砌筑方式也明显不同于普通小墓。如城子山M2、牛河梁Z2均为形制较大的砌石墓,附近仍遗有砌墓剩余的石料,这些石料“非本山石料,应是从其他地点运来的”。并且大墓都处于中心位置。象这样的墓葬,明显地意味着墓主人生前特殊的社会地位。迄今为止,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墓中,不见玉器与其他器物共存的现象,惟城子山M1、胡头沟M2曾分别出土了三件精制的石锥和二件绿松石质的鸟形饰,但是,就“美石”为玉的这一古人的认识而言,这些石质器物也应属于笼统的玉器的范畴。随葬品中不见陶器,非是陶器生产能力的寡弱,它意味着五千年前红山先民的原始信仰、宗教意识等精神生活,正浸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习俗的影响:玉及玉制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玉器的生产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人类的精神需求。“尚玉”,此时已成为红山先民精神生活中的一项基本的内容。

      第三,礼仪活动源起于人类早期的宗教祭祀行为,礼器诞生于原始的祭器群落之中。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作为祭器而存在的各类器物很多。考古工作者曾在牛河梁神庙北,广场式建筑的石墙北侧发现一处残陶堆积,推测这里应是露天烧制彩陶筒形器这类祭器的地方。而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浙江余杭瑶山的顶部也曾有类似的新石器时代古建筑的发现,说明此类建筑不但在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世代传承的宗教意义,同时也是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南北各地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设施和社会活动场所。所以,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无疑已成为当时人类的礼仪建筑。而红山文化玉器的一部分已充当了礼器的用途,也是毫无疑义的。王国维曾经指出,礼起源于玉。最初的礼就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礼,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可见,礼的最初形态,就是人们以玉来祭祀神灵人鬼的活动,有这类活动就有一定的仪式。礼的最早含义就是为祭祀而行的一套仪式,是自愿遵循的习惯。

      红山文化的坛、庙建筑,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格局的滥筋和奠基。红山文化先民塑造的神像,不但栩栩如生,“已经具备了我国传统雕塑的基本工序”。而且,造型生动的女神群像,体态大小,层次分明,形成了主次有序的传统。再次证明了红山先民的这一系列雄浑的建树,“决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由此推测,五千年前红山先民的社会生活中一种作为社会的规则化了的东西已经存在,“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童恩正先生认为,中国文明,并不完全是中原地区独立创造的结果,而是祖国各地史前文化所创造的诸文明要素汇合到中原地区的结果。这种观点不但道出了红山文化对祖国文明的应有贡献,同时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普遍出现于我国南北各地的史前玉器,作探索中华古文明的诸要素之一,应是责无旁贷的。

参考资料
1.红山文化的史前玉器与中国”尚玉“的古文化源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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