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的历史渊源

2016-1-22 15:4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45| 评论: 0|原作者: 陈岸汀

摘要: 刘熙《释名》记“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应助《风俗通义》记“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 ...


       刘熙《释名》记“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应助《风俗通义》记“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这是东汉时期有关琵琶历史渊源的两篇文献记载。两篇文献均提到了琵琶的演奏方式,但在所指琵琶的形制类别上具有模糊性。上文通过对文物图像的分析,肯定了汉魏时期有西域琵琶和汉式琵琶两种。然而,《风俗通义》记“长三尺五寸”、“四弦象四时”的琵琶,并不能准确判断为汉式琵琶。而刘熙《释名》称琵琶“本出于胡中”,是否即指公元世纪以来的新疆西域琵琶,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历史上,文献记载中这种对琵琶独有的演奏行为与物质形制结构的认识特点,也成为了后世对琵琶渊源理不清的一个因素。

      到西晋傅玄《琵琶赋》时,有关琵琶历史渊源的说法发展为两种:“《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楚摸之属,作为马上之乐。”又“杜掣以为臝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靴而鼓之。”据考证,乌孙公主和亲史实的发生年代和最早能见琵琶音乐文献记载、文物遗存的年代相距百年以上。对于乌孙公主是否展开有历史音乐活动,是否命人造琵琶,正史均未见记载。加之傅玄本人也称此说是“闻之故老云”据此,后世研究多不采乌孙公主造琵琶之说。另外,刘熙《释名》和应助《风俗通义》中并没有与“杜掣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鞔而鼓之”相同或相近的记载,此说法见于晋人琵琶赋中,并且傅玄还将此说与乌孙公主命人造琵琶之说进行比较,称“以意断之,乌孙近焉”、而唐杜佑《通典》记载杜掣此说,称“并未详孰实”。由此来看,“杜掣以为”的历史说法也或有传说色彩。

      发展至今,就琵琶历史渊源问题,形成有两种主流认识:一为琵琶源自“弦鼗说”,此说以“百姓弦靴而鼓之”和唐文献记载的“弦缓之遗制”为主要参照,认为琵琶是由“弦錢”这件乐器自身演进而来,是中国汉乐文化传统中的固有乐器之一。此说对应的形制类别是圆形共鸣箱长柄琴体类琵琶。一为琵琶源自“外来说”,此说以“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为参照,又有唐文献“曲项者,亦本出胡中”、“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的记载,认为无论“秦琵琶”或曲项琵琶均是随西域音乐文化传入中原。

      结合文物图像,分析东汉时期琵琶的历史渊源,具体是就汉式琵琶而言。下文即从“弦鼗说”、“裁琴、箏、筑、麥模之属”之说,以及“外来说”三部分展开对汉式琵琶历史渊源的讨论。

1、琵琶与“弦餞说”

     就汉式琵琶与“弦錢说”,学界争论的问题有汉魏时期的汉式琵琶究竟是不是从“弦鼗”直接发展而来?对这个问题,以从以下数方面去认识:

      其一,刘熙《释名》和应助《风俗通义》两篇东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称琵琶为“枇杷”、“批把”,这是以琵琶演奏时“推手”、“引手”的动作手法、演奏方式来命名。常任侠从命名问题上曾提出“琵琶”名称应为西域语言的译音,古代梵语“”即有“拨弦”之意。由此看,从乐器的取名依据到名字双音发声的特点,“琵琶”最初的命名,与此前中国传统乐器命名的习惯有所不同。

      其二,在西晋时期,既有汉式琵琶的文物遗存,也有晋人为琵琶作赋,汉式琵琶在当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是魏晋宫廷、名士音乐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乐器。可以说,汉式琵琶无论在形制结构、演奏方式上,一经出现就己具备一定的成熟度(此与外来影响有关,文后待叙)。如果说汉式琵琶源自“弦錢”,为何汉魏以来没有这方面的乐器演变文物图例?至少目前所掌握的文物资料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证明。

      其三:,从形制结构与演奏发声的方式来看,“弦錢”与琵琶有质的不同。在形制结构方面,以錢鼓为基础张弦而成的“弦錢”,有鼓柄贯穿乐器共鸣箱体、共鸣箱两面蒙皮、鼓柄为杆状而非木板结构的形制特征。汉式琵琶则是由琴背与而板粘合构成,箱体有槽,琴柄非鼓柄,具有定的宽度,上按柱位。柄接共鸣箱体有榫。整体材质为桐木张丝弦。而在操持乐器方面,鼗鼓的持器方式是手执鼓柄,共鸣箱在鼓柄上方,共鸣箱两侧缀有弹丸,通过转动鼓柄,思动弹丸来击鼓发声。张弦而鼓的历史说法并不能清楚说明“弦錢”要如何演奏。至宋代还发展出“弦鼗”作为拉弦乐器前身的说法。再想“弦齄”的演奏方式究竟是横置乐器如鼓琴、鼓瑟般“鼓之”,还是如琵琶以手来回触弦“以手批把”,又或者是执物擦奏,均难以证明。而汉式琵琶的演奏方式明确是以“引手”、“推手”循环往复动作轨迹触弦发声。可以说,从制琴工艺以及演奏乐器方式的不同来看,很难认为琵琶是从“弦錢”直接脱胎而来。

      其四,从文献记载来看,历史上有关琵琶起源的所谓“弦鋟”说,其提法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认识阶段。东汉时期刘熙的《释名》和应助的《风俗通义》并没有“弦錢”之说。文献记载中“百姓弦戰而鼓之”的说法,初见于西晋傅玄《琵琶赋》。其中写道“杜掣以为臝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鞔而鼓之”、这其中“弦”是作为动词使用,表达的是在鼗鼓上张弦演奏的意思。到唐代《旧唐书》、《新唐书》才有“弦錢之遗制”的说法,将“弦鼗”是为乐器的名称,视“秦琵琶”是从“弦錢”发展而来。宋代史料甚至将“弦鼗”视为拉弦乐器胡琴类的前身。

      本文认为,关于汉式琵琶历史渊源的“弦鼗”之说,只是诸种说法之一种,并且是一种尚缺乏实证的说法。

2、琵琶与“裁琴、筝、筑、箜篌之属”说

      一般学者对琵琶渊源的研究,多不采用傅玄《琵琶赋》“乌孙公主命人造琵琶”说。然而,在本文看来,赋中“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为马上之乐”之句,在认识汉式琵琶的起源上,具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意义。它反映出早期汉式琵琶有受中国传统丝类弹拨乐器形制结构认识的影响。

其一,傅玄称琵琶“中虚外实”‘,这或能说明汉式琵琶共鸣箱体有像琴、筝、筑乐器一样,通过面板和背板粘合而成的形制结构特点。

其二,琴、筝、筑、整篌均有木质材料张弦的材质特点。晋傅玄、孙谙、成公续的三篇琵琶赋中,记汉式琵琶是桐木配以丝弦。由此可知,汉式琵琶在发声音色上,有近于当时其它木制结构丝类弹拨乐器的一面。

其三,汉式琵琶与琴、筝、整篌同在乐器结构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乐器配律、有音位的观念。文物图像中的汉式琵琶,未必有十二柱位,但通直长柄上安有柱位的结构特征十分明显。晋赋称“柱十有二,配律吕也”这是在对乐器形制特征的认识上,强调和赋予了乐器一种传统的音律观念。

其四,“乐工知音者”的记载,说明汉式琵琶历史形制的最终成型,是通过知晓音律、善演奏的乐工来进行的。同时,也反映出汉式琵琶的制作和改进,属于具有传统音乐实践经验的创造性行为。

3、琵琶与西域“外来说”

      此说主要源于刘熙《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的说法。今人也有认为汉式琵琶是由西域外传而来。本文对此问题的认识,主要着眼点在汉式琵琶的形制结构和演奏方式这两个方面。

       关于形制结构方面,前文已述。一则,难以证明汉式琵琶在形制结构上源自于弦鼗。二则,从文物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式琵琶的形制结构与公元3世纪以来的新疆西域琵琶形制,虽有所不同,但在整体形制上仍有相类似之处。并且,在演奏方式上,根据《释名》、《风俗通义》“枇杷本出于胡中”‘、“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的文献记载,其乐器名称的确立,是以驾驳乐器的方式来命名。文物图像中可见,在抱持姿势和拨弦方式上,汉式琵琶和西域琵琶也是有相似性的。这些都成为了琵琶源自于西域“外来说”的主要依据。

      总之,从形制结构与演奏方式两方面来看,首先可以肯定汉式琵琶的成形,有西域琵琶的影响。然而,汉式琵琶的最终成型并不是对西域琵琶的照搬,而是种创造性的借鉴。必须看到,在公元世纪的文物、文献史料中,“天地之象”、“阴阳之序”、“律吕”、“四时”等中国传统的汉乐文化思维特点,已经巧妙地体现在这类乐器的形制结构特征上。据此,笔者认为,汉式琵琶的由来与发展是对西域琵琶和中国传统丝类弹拨乐器的双重借鉴。

      两汉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琵琶历史渊源上一个长期积累与再创造的时期。历史上的“知音者”,在借鉴和创造同存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汉式琵琶。以驾驳乐器的演奏方式通其历史的、文化的渊源,以一种“事后托古”来赋予乐器独立的汉乐文化品性。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乐器名称由“枇杷”、“批把”确立为“琵琶”。命名的转变体现了人们对此类乐器认识观念上的转变。从最初用于表达种演奏行为,转变为用于表达乐器的音乐文化归属。待到唐人看汉式琵琶,作为曾经用于魏晋两朝清商乐演奏的乐器,已是华夏旧器了。

参考资料
1.陈岸汀.2012.4.中国古代琵琶形式与演奏方式的演变及历史特征.中国音乐学院.学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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